书院与科举

科举：规模与技术的双重扩张The Examination System

宋代科举在两方面远超唐代：一是录取规模，两宋合计录取进士约 3.9 万人，另有诸科与特奏名；二是技术手段的严密化。

此外，北宋曾一度推行「三舍法」（王安石变法期间）：把太学分为外舍、内舍、上舍三等，逐级考试升迁，成绩优异者可直接授官，试图以学校取士部分替代科举。这一改革后来被废止，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在宋代整体上明显提升。

书院始于唐末五代，在宋代成为重要的教育机构。它有几个特点：多设于山林清幽之处，以私人讲学与自主研究为主，兼有藏书、祭祀与讲会功能；资金来源或为官助，或为学田收入，相对独立于官府。

白鹿洞书院江西庐山朱熹任南康军知军时重建并订立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范本。

岳麓书院湖南长沙张栻主持讲学，朱熹曾专程来此会讲；「朱张会讲」是书院史上的著名事件。

应天府书院河南商丘又称睢阳书院，范仲淹曾在此求学与讲学，北宋前期影响很大。

嵩阳书院河南登封位于嵩山脚下，程颢、程颐曾在此讲学，是理学传播的重要据点。

书院的「讲会」制度值得特别注意：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同台讲学、公开辩论，学生自由听讲。这种形式在宋代相当活跃，是当时知识交流的重要渠道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南宋的思想论争能够如此密集而深入。

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……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—— 朱熹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

对宋代多数读书人而言，科举是一条漫长而竞争激烈的路。州试、省试、殿试逐级而上，许多人一生多次应试而不得；能考中进士的只是极小比例。落第者或转而去教书、做幕僚、经商、行医，或以教书为业继续准备下一科。

这条路径塑造了一种社会文化：以读书为业、以科举为志的「士人」成为一个人数庞大、遍布城乡的群体。蒙学（启蒙教育）因此普及，识字率上升，书籍需求随之扩大，印刷业也由此获得了最稳定的市场——教育、出版与考试，在宋代形成了一个互相支撑的循环。

宋代蒙学读物相当丰富：《三字经》（一般认为是宋末元初的作品）、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构成了后世最通行的识字教材组合；此外还有《小学》《童蒙训》等以伦理与行为规范为主要内容的读物。朱熹特别重视小学阶段的行为训练，主张「小学」教事、「大学」明理，这一划分影响了此后数百年的教育安排。

教育内容的组织方式，与理学对「为学次第」的设想直接相关，可参见理学一页。

主要参考